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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--刑事法律--

      濫用職權結果持續 追訴時效如何起算

      本來來源:河南省新蔡縣人民檢察院 發布日期:2021/09/08

          濫用職權罪是一種以特定實害結果發生為犯罪成立要件的結果犯罪。濫用職權行為導致“嚴重危害結果”出現的時間通常具有延后性,實踐中針對結果持續型濫用職權犯罪追訴時效起算存在爭議,有必要進行探討。
          2003年7月,某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作人員程某利用職務之便,為不符合退休條件的張某、沈某、馬某等11人辦理了退休手續。張某等11人從2003 年12月至2015年8月,非法領取工資,造成了63.2萬元的經濟損失。關于該案追訴時效如何起算,存在以下不同觀點:一是認為應從刑法第89條第1款規定的“犯罪之日”,即2003年7月起計算;二是認為行為人濫用職權后,負有阻止結果發生的作為義務,其能履行該義務而不履行該義務,導致張某等11人非法領取退休工資的危害結果一直在持續,或者說行為人不作為持續存在,故追訴時效應從2015年8月案發時起算;三是認為追訴時效應從“危害結果發生之日”,即2003 年12月起算。

        筆者認為,以上三種觀點均不正確。理由如下:

        一是濫用職權“行為發生之日”不能等同于“犯罪發生之日”。從法理上分析,刑法第89條第1款關于追訴時效起算點的“犯罪之日”是指行為具備犯罪構成要件之日。違法行為如果未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造成現實、緊迫的侵害或者威脅,不能認定為犯罪,更談不上“犯罪之日”。法益侵害說認為,違法性的實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。德國學者李斯特認為,實質的違法性是指行為“對社會有害(反社會的或非社會的)”,是“侵害社會的舉動”,是“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”。上述第一種觀點單純從形式上理解“犯罪行為發生之日”,是一種狹義的行為無價值論觀點。這種觀點在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、行為是否存在違法阻卻事由時,最基本的是考慮行為是否侵害或者威脅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(即結果),行為本身即是違法性的根據。如果采用行為無價值論,一方面,會導致對公民行動自由的限制,另一方面,過分重視行為樣態的反規范性,忽略了將法益侵害作為犯罪的本質內容。

        在濫用職權犯罪的構成上,“致使公共財產、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”,是法定的必要條件。無此重大損失或者實害的發生,僅有濫用職權行為,不能以犯罪論處。如果將濫用職權“行為發生之日”簡單等同于“犯罪發生之日”,就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。

        二是結果持續型濫用職權罪既非繼續犯又非連續犯。刑法第89條第1款規定,“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,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”。濫用職權行為已經結束,只是濫用職權的結果一直在持續,而繼續犯要求實行行為與不法狀態同時繼續,因而此種行為并非繼續犯。連續犯則要求行為人的每一次行為都必須單獨構成犯罪。該案中,行為人的濫用職權行為,顯然也不成立連續犯。

        時效制度的理論根據之一是“人的可改造性和人的社會性”,認為人具有可改造性,因而追訴時效制度是對犯罪人自我改造效用的承認。刑事法律中規定追訴時效,是因為這一制度同樣能夠實現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。若依據第二種觀點,只要結果在持續,追訴時效起算點就將無限延長,即使20年以后案發,也應當從案發之日起算追訴時效,那么顯然背離了追訴時效制度設立的初衷。

        三是濫用職權罪是以給特定法益造成“重大損失”為犯罪成立要件的結果犯。我國刑法要求行為人的濫用職權行為必須造成“公共財產、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”的結果,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結果犯。結果持續型濫用職權犯罪中“嚴重危害結果”的出現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,如果單純以危害結果發生之日作為追訴時效的起算點,就有悖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。因此,第三種觀點片面解讀了結果持續性濫用職權罪中的“危害結果”。

        綜上,筆者認為,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,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,同時結合法益侵害說及結果無價值論綜合分析,將刑法第89條中的犯罪之日界定為“犯罪成立之日”較為妥當。犯罪成立之日,是指行為符合犯罪構成之日。不以法定危害結果為要件的犯罪,犯罪行為實施之日即犯罪之日;以特定危害結果出現為要件的犯罪,特定危害結果的發生之日才是犯罪之日。因此,在司法實踐中,對于結果持續型濫用職權犯罪,在認定追訴時效起算時間時,合理的方法應當是,危害結果通過一定量的累計導致法定的“嚴重危害結果”,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時,該臨界點即為追訴時效的起算點。具體到該案,應以濫用職權罪入罪標準的30萬元直接經濟損失出現之日為犯罪成立之日,并以此時間點作為該案追訴時效的起算點。